笔者曾撰文指出，“重庆”之义为家庭中祖辈和父辈都健在的情形，即所谓“三世”或“四世同堂”，“重庆府”得名，源自宋光宗特殊的“三世重庆”帝王之家。不过，有专家和网友指出，史料中有“重庆军节度”的记录，重庆府得名或来源于“重庆军节度”之名。真相究竟为何，今考证如下。

南宋人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十九年（1149年）：己亥，德庆军承宣使提举万寿观韦谦为建宁军节度使，庆远军承宣使提举万寿观韦谠为重庆军节度使。[1]

宋末元初之时，《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对“重庆路”有条目记载：重庆路……宋初为渝州南平郡，崇宁改恭州，后升重庆军节度，绍熙改重庆府，止有巴县、江津、壁山三县。[2]

另外，明正德《四川志》载：崇宁初，改恭州，升重庆军节度，以其地界乎绍庆、顺庆之间，故名。据查，嘉靖《四川总志》、万历《四川总志》、万历《四川郡县释名》都与之有高度相似的记录。[3]

以上是关于“重庆军节度”的几处重要记载，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共性问题：都没有写明恭州升“重庆军节度”的具体时间。须知，一个历史事件如果没有明确时间记载，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而且，明代几部地理志书都只提到了恭州升军节度，均没有提升重庆府一事，所以有专家认为“此说恐难成立”[4]。

抛开明代方志，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南宋和宋末时期的记载，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这两处记录犹如悬在“重庆府”上空的两朵“乌云”。如果“重庆军节度”真的存在，重庆得名的由来就要重新考证。而这两处记录如果被证伪，“重庆军节度”一说就无法成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中关于“重庆军节度”的记录，有具体时间、人物和事件，不妨由此入手，展开考证。

《系年要录》提到韦谦和韦谠两名韦姓官员，他们其实是亲兄弟。《宋史·韦渊传》记载，宋高宗母亲、皇太后韦氏有一个弟弟名叫韦渊，韦渊有三子，分别是韦讯、韦谦和韦谠[5]。由于韦氏家族是韦太后的亲属，每逢大礼、生辰等重大时节，韦氏兄弟都获得了荫补提升的机会。

图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四年（1144年），金国遣返归来不久的韦太后回乡归祭家庙，家族二十余人“推恩有差”：

又过两年，即绍兴十九年（1149年）三月，韦谦和韦谠又同时被提为节度使：己亥。德庆军承宣使提举万寿观韦谦为建宁军节度使。庆远军承宣使提举万寿观韦谠为重庆军节度使。

此处，韦谠的官职是“重庆军节度使”。然而，写作于宋末元初时期的《武林旧事》中一处记事的发现，使我们对韦谠的官职产生了质疑。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高宗皇帝驾幸清河郡王张俊府弟，随行六名外官：建宁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韦谦，崇庆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韦X，庆远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吴盖，崇信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刘光烈，永宁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朱孝庄，武庆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王安道。[9]

其中，“崇庆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韦X”一句记录不完整，考察多个版本，均只有韦姓，缺少名字[10]。即使这样，“崇庆军节度使”这个官职仍然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关于南宋节度使的统计情况，李心传另一部著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有3条详细记录。

其一：渡江后父子兄弟建节数。渡江后，父子建节十三家：……韦渊，子谦……兄弟建节七家：……韦谦，谠……[11]

其二：外戚节度使。国初外戚罕有建节者……韦后弟渊、侄谦、谠……[12]

其三：中兴以来后家建节者。自建隆以来，母后、中宫之建节者极少……中兴七十年，后家建节者，凡二十有二人……韦氏四人，渊、谦、谠、璞……[13]

上述3条记录从不同角度，统计了南宋初期的节度使数量。韦渊、韦谦、韦谠都官至节度使，而韦璞是韦谦之子，根据《宋史·韦渊传》记载，他曾任清远军节度使，不过那已经是宋宁宗朝的事了。

韦渊父子四人中，只有韦讯除外。他因犯有过错而被贬，虽然后来获准复职，但始终没有获得与其兄弟同等的待遇。史料中关于其官职的记录，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五载，绍兴十六年（1146年），“丙戌。诏达州刺史韦讯累有过犯。可降武功郎送吏部。与岭外监当差遣。以皇太后有旨也。”卷一百五十八载，绍兴十八年（1148年），“降授武功郎韦讯复达州刺史。添差两浙东路马步军副总管。”

直到11年后，韦讯的官职才发生变化。《宋会要辑稿》载：二十九年二月四日……达州刺史新特改添差两浙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不厘务韦讯为忠州团练使……[14]

而《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中关于“重庆”存在明显误记。重庆升府时间应为淳熙十六年（1189年），《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却错误地记录为“绍熙改重庆府”，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作者搜集资料的严谨性，以及“重庆军节度”的真实性。

关于南宋时期州升府的情况，高孝光宁四朝大臣洪迈曾在其《容斋随笔》中有过一段专门的描述：

州郡之名，莫重于府，虽节镇不及焉，固未有称府而不为节度者。比年以来，升蜀州为崇庆府，剑州为隆庆府，恭州为重庆府，嘉州为嘉定府，秀州为嘉兴府，英州为英德府。蜀、剑既有崇庆、普安军之额，而恭、嘉以下独未然，故幕职官仍云某府军事判官、推官，大与府不相称，皆有司之失也。[19]

作为一名时代亲历者，洪迈称，北宋时只有带军额的州才能升为府。南宋以来，蜀州、剑州都有军额，以军节度升府，而恭州、嘉州、秀州、英州都没有军额，均为直接以州升为府。

由此推断，一般情况下，有军额的州才能升府，所以许多人误解为重庆是先有军额再升的府，但又说不出是什么时间升的军额，所以才作模糊的记录。恭州恰好是第一个没有军额而升府的州。

综合上述考证，我们可以判定，恭州是直接以州升为重庆府，历史上并不存在“重庆军节度”。

《元史》载：（十一月）所部军士久围重庆，逃亡者众，乞益军一万，并降诏招诱逋民之在大良平者。就在同年的次月，又记录为“（十二月）辛巳，以军士围守崇庆劳苦，赐钞六千锭”。校勘时，此处“崇庆”被校改为“重庆”[20]。

《大金国志》载：重庆元年正月三日。“崇庆”本是金卫绍王的年号，此处应为“崇庆”，被误记为“重庆”[21]。

1994年，崇庆县撤县设市时，原拟申报的市名为“崇庆市”。由于“崇庆”与“重庆”同音，当时同在四川省之下，为避免读音相同带来的麻烦，所以最终确定名称为“崇州市”[22]。

（本文完成于2020年，当时未发表，近来发现仍有人认为重庆先有军、再升府，故发表此旧文，与各位商榷）

参考文献及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