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导师”（图1），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其中只有陈寅恪（1890—1969）（图2）与重庆有一面之缘。
图1 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5年冬摄。前左二王国维、左三梁启超、左四赵元任。当时陈寅恪尚未到校。前左一李济，时任国学研究院讲师，去台湾后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图片源自《陈寅恪与傅斯年》85页）
图2 陈寅恪像（源自《陈寅恪与傅斯年》93页）
1939年春，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已患目疾。时已受英国牛津大学汉语教授之聘，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暑假后，拟全家搭乘轮船赴英，抵香港后，第二次欧战爆发，滞留香港，后返昆明。在香港，陈寅恪有全家合影。（图3）
1939年，陈寅恪告诉蒋天枢（1927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本年（1939）在昆明病中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但此稿遗失。（闻商务香港印刷所在付印前为日寇烧毁）后史语所友人将旧稿凑成，交重庆商务（印书馆）重印。恐怕多误。”[1]
图3 1939年陈寅恪全家福（源自《陈寅恪的最后20年》15页）
坐陈寅恪膝上者为小女陈美延。陈寅恪右为夫人唐筼。后中为长女陈流求，后右一为次女陈小彭。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为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讲授“隋唐史研究”“白居易研究”。
1940年3月中旬，陈寅恪乘飞机由昆明来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下简称“中研院”）理事会议，并选举院长，会议在牛角沱生生花园内举行。这是陈寅恪第一次来渝。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写道：“……如寅恪，矢言重庆之行，只为投你一票。”[2]这是陈寅恪第一次来渝。
3月23日，开始院长候补人选举，翁文灏、朱家骅各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4票，顾孟余1票。按规定，得票最多的前三人呈报国民政府。此时胡适在美国任驻美大使。最后的结果是朱家骅任代理院长，半年后，9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朱家骅的任命。
1940年“中研院”在重庆选举出的第二届学术评议会评议员有吴有训、姜立夫、李济、侯德榜、曾昭抡、茅以升、翁文灏、朱家骅、陈寅恪、胡适、陈垣、赵元任、陈焕镛、胡先骕等人。
在渝期间，陈寅恪作七律一首《庚辰暮春重庆夜归作》，其中有“自笑平生畏蜀游（一本作“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句[3]，是年陈寅恪51岁。
有一张老照片，真实地记录下了1939年“5.3”“5.4”重庆大轰炸时观音岩一带被炸后的情景（图4）。路右是私立“义林医院”大楼，抗战时被国民政府立法院、司法院、蒙藏委员会、内政部及卫戍司令部等机构征用，现为重庆市人民医院，已挂牌“国民政府立法院、司法院及蒙藏委员会旧址”。路左斜上梯坎处即勤居巷。“愈炸愈强”（图5）、坚韧不屈的山城市民在梯坎中部左方废墟上陆续建起了简易的木构房，兵工署租下了简易房，俞大维及其他员工即住进了该房，有了安身之地。第一次来渝的国学巨儒陈寅恪，自珊瑚坝机场过浮桥上岸，到勤居巷，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山城，地废墟的观音岩。
图4 重庆大轰炸时观音岩一带被炸后的情景。（源自网络）
会后，陈寅恪自渝返西南联大，7月，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有云：“忆丁丑（1937）之秋，寅恪别先生（陈垣）於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寅恪入城乞食於西南天地之间……”[4]
“中研院”史语所于1941年初从昆明迁至四川宜宾李庄，傅斯年切盼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的陈寅恪赴李庄，但陈氏家贫，切机票极昂，陈寅恪自谓“盖居港地，进退维谷”，“行止两难”。
陈寅恪第二次来渝是1941年3月下旬，由港飞渝，出席“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
前此，2月28日陈寅恪致函傅斯年，谓“此函请并交大维一阅，因到渝须住其家，恐须预备被盖等，此行不带被也。”[5]
年会在重庆两浮支路（两路口－浮屠关）中央图书馆举行。
在渝，陈寅恪作七律一首《辛巳春由港飞渝用前韵》，有“海鹤飞寻隔岁游，又披烟雾认神州”句。[6]关于此诗，吴宓（字雨僧）云：“此诗乃寅恪一九四五年一月在（成都）存仁医院病床口授宓者。”[7]
1941年3月14日，梅贻琦致陈寅恪函云：“最近此间消息谓尊眷或与光钦眷属移住川中，想因港中局势加紧，故作避地之计。”所谓“移住川中”，即陈寅恪兼职的“中研院”史语所已从昆明迁至四川宜宾李庄。陈寅恪之女陈流求提到过：“父亲正准备往四川李庄历史语言所。”[8]
1941年10月，傅斯年母亲在重庆中央医院去世，俞大维派人料理傅母安葬事宜，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中研院”数学所旁一小山上。陈寅恪在香港通过“中研院”总办事处得到消息，致函傅斯年：“……不幸国难遽兴，崎岖转徙，未竟期颐之养，不无微憾之遗……”[9]年底傅斯年赴李庄，住板栗坳。
珍珠港事件发生，1941年12月10日傅斯年在板栗坳为在香港的陈寅恪担忧，致电在重庆的杭立武：“务盼设法助陈寅恪兄来渝。”[10]但陈寅恪仍滞留香港。
陈寅恪女儿陈流求写道：1942年“春节后，有位父亲旧时学生来访，说是奉命请父亲到当时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任教。父亲岂肯为侵略我国的敌人服务，只有仓促设法逃出。”[11]
1942年5月，陈寅恪全家终于脱离“孤岛”香港，先至澳门，辗转抵达桂林。以陈氏之微薪，无力赴桂林，乃是朱家骅前此密电陈寅恪，告知已派人携款至澳门，陈在澳门与接应人谋面，收到“中研院”和中英庚款共19000元，以作川资。
6月19日，陈寅恪在桂林致函傅斯年，云：“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物质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12]
在桂林，陈寅恪任教于广西大学。陈流求写道：“父亲正准备继续往四川李庄历史语言所，广西大学相约讲课，我家遂搬进背傍石山的广西大学宿舍中。”[13]
在桂林，陈寅恪完成《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陈寅恪第三次来渝则不是开会，而是“逃难”，因为日军逼近长沙，陈寅恪决定赴渝。1943年秋，陈氏以病弱之躯偕全家由桂林启程，经贵阳、川黔公路，千辛万苦，于十一月底抵渝，与前两次一样仍住在俞大维家。
陈流求写道：“1943年夏战火逼近湖南，长沙等地吃紧。迫于形势，父亲决定再带我们登上艰难漫长的逃难旅程。搭乘货车由桂林出发，经宜山、金城江进入贵州境。过独山到都匀后，母亲染上痢疾，勉强走到贵阳市后，病情加重，腹泻浓血。觅得中西成药，疗效很慢。约经月馀，才勉强又登上川黔公路。父亲在路上又患病，到重庆后暂住姑母（陈新午）家中休养。”正在北碚夏坝复旦大学的陈寅恪的学生蒋天枢、蓝孟博“得知先生来到重庆，住在观音岩俞宅。蒋、蓝二人约同进城晋谒先生。蓝孟博买了奶粉，只买到三罐。”[14]蓝孟博写道：“（先生）重庆时住俞大维家，我去看他……我上街买了三罐奶粉送去，想再多买一罐也没有，陈先生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香港的生活太苦了。”[15]蒋天枢写道：“时先生暨师母都在病中。虽稍愈，仅能在床上倚靠被子坐起。”[16]
陈寅恪住俞大维家，俞大维夫人是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吴宓云：“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夫宅。”[17]俞大维供职的军政部兵工署在观音岩勤居巷。勤居巷，在今重庆渝中区观音岩（图6、图7、图8、图9、图10）。
在观音岩勤居巷俞大维家住了20余天，病体稍愈，陈寅恪即赴成都华西坝燕京大学任教。陈流求写道：“父亲能起床后，搭乘汽车去成都，夜宿内江，次日到成都。”[18]
图6 1946年《重庆市街道详图》（局部）“勤居巷”
图7 1946年3月《重庆市区街道图》（局部）观音岩“兵工署”
图8 保护维修前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旧址”（源自网络）（旧址曾为重庆市博物馆职工宿舍）
图9 保护维修后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旧址”
图10 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旧址”
自1943年秋陈寅恪第三次来渝后，1944年3月8日，为对抗战以来的国内学术成就作一番总结，“中研院”评议会在两路口中央图书馆举行会议，孙科、何应钦、张道藩等应邀出席，蒋介石为会议发来贺信。“中研院”代理院长、评议会议长朱家骅在会上做总结性发言，题目是《学术界的重大使命》，3月10日的《中央日报》作了刊登。朱氏认为，近几年的一些小发明创造“十之八九皆系仿造成功”，“一个国家的学术不能自力，即一个国家独立的条件尚未完备”。
1941年，陈寅恪所著《唐代政治史略稿》在香港完成，1944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印行时易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图11）。
图1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印行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4年12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1945年3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再版（图12）
图1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
抗战胜利后，“中研院”成立了复员委员会。1946年6月，还都工作开始，北碚、昆明、李庄各研究所之物集中到重庆聚兴村，再乘船东下，迁渝的各研究所回到南京、上海，总办事处也回到南京。
1949年初，陈寅恪定居广州。同年四月，挚友吴宓来重庆，1950年在北碚西南师范学院执教。1961年（辛丑）8月，在物质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吴宓由重庆乘船东下武汉，转火车至广州，往中山大学见陈寅恪，分别12年的两位挚友重逢了。吴宓在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今中国之经济日困，而国际之风云愈急……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於全世界……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逊，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8月31日：“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9月1日：“（寅恪）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19]
在中山大学与吴宓喜重逢，8月30日，陈寅恪赠吴宓诗《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9月3日，又有《赠吴雨僧》诗四首，其一云：“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20]
遗憾的是，笔者未见有吴、陈合影照片，兹用吴宓在“西师”及陈寅恪在“中大”照片。（图13、图14）
图13 在“西师”时的吴宓（源自《吴宓与陈寅恪》368页）
图14 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寓所阳台（源自《陈寅恪与傅斯年》356页）
1953年，陈寅恪长女陈流求由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分配到重庆1061纺织厂工作，次女陈小彭亦参加工作，母亲唐筼在病中，深情作诗两首赠别。《癸巳七月病中送流、彭二女各赴工作地》：“两月昏昏病里过，悲欢离合意殊多。飙风歘捲隔山海（流求北赴重庆，小彭往海南那大市），残痛心情奈若何。”“聚散人生任去留，儿行日远日烦忧。哺雏嗟我真如梦，梦影难销泪不收。”[21]
想起当年“哺雏”流求、小彭，而今“聚散人生”“儿行日远”“隔山海”，病中慈母“泪不收”。唐筼（1898—1969），广西灌阳人，祖父唐景崧为清同治四年（1865）进士，爱国将领。
陈流求在重庆工作了九年，1961年调往成都第二人民医院，2022年2月在成都去世，享年92岁。
中央研究院，全称“国立中央研究院”，1928年创设于南京。1937年该院总办事处迁重庆，先在通远门兴隆街办公，1939年春迁至上清寺聚兴村8号，1940年移至牛角沱生生花园内，1944年春在国府路337号（今渝中区人民路239号）建房，总办事处迁此办公。今人民路239号原“中研院”旧址已拆，现改建为重庆消防支队第四中队。
在抗战高潮中，有的学者赴延安，如尹达（原名刘燿），1932年到“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工作，1938年赴延安，在延安撰有《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9年后曾任中科院历史所副所长兼考古所长。尹达还有《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等著作。
附：
沈亚明《陈寅恪自己和至亲三代怎么读“恪”》：“我问陈小彭：陈家几代尤其她祖父怎么读“恪”？小彭答言明确：她的祖父、父母、姐妹和亲戚，三代人皆读‘恪’为què[22]。”陈寅恪辈有陈方恪、陈覃恪、陈衡恪、陈隆恪。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刘以焕：《国学大师陈寅恪》，重庆出版社，1996年。
3、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
4、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5、陈流求、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
6、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9卷第2期。
7、《中央研究院概述》，《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卷第2期。
8、李学通：《一九四○年中央研究院院长的选举》，《万象》2002年4期。
9、《上清寺街道志》，上清寺街道志编撰委员会编，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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