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共同编著的《丰都县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研究》一书，即将付梓出版，该书主笔者顾来沅嘱我作序，于科技保护研究，我本是外行，鉴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丰都县的特殊关系，所以慨然应允。以下从我院在丰都的文物考古工作回顾、丰都文物考古的收获与意义、科技保护修复的几点建议三个方面，草成一杂烩，权作本书之“序”。

一

丰都堪称重庆考古的福地。

虽然重庆考古工作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有不少重大发现，但重庆本地队伍大规模、成建制、独立地开展考古工作，还是在重庆直辖后，因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而开启的，开启的主要地点就在丰都。

丰都地区的考古工作，始于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时期。在此之前，虽然也有若干地下遗址、墓葬的调查，但并未开展正规的发掘。1992年全国人大决定正式上马三峡工程后，三峡文物保护迫在眉睫。1992—1997年，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由著名考古学家、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领导。为完善规划文本，期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负责对丰都县长江沿岸的地下文物开展了调查，试掘了丰都玉溪遗址、玉溪坪遗址、镇江墓群等，并小规模发掘了汇南墓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负责开展了三峡库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在丰都县发现了烟墩堡、高家镇、井水湾、冉家路口等旧石器时代遗址，并于1995年、1996年连续两次对烟墩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于1995年对高家镇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且在高家镇遗址举办了“三峡地区旧石器考古培训班”，我院邹后曦、袁东山、何海蓉三位同志参加了该培训班。

1997年下半年，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正式启动。至2010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当时为重庆市博物馆考古队）在涪陵、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奉节、巫山等区县都有开展考古发掘，但发掘文物点数量最多、发掘持续时间最长、参与发掘专业人员数量最多、开展时间较早，还得算在丰都县的工作。1998年10—12月，重庆市博物馆考古队组织王海阔、袁东山、李大地、董小陈、方刚等启动了丰都杜家坝墓地的发掘，发掘面积达1300平方米，这是重博考古队独立承担的第二个三峡考古项目。此前的1997年12月至1998年1月，重博考古队袁东山、林必忠曾发掘过万州庙湾墓群，但发掘面积仅有150平方米。杜家坝墓群发掘工作完成后，重庆市博物馆考古队兵分两路，分别开展了奉节上关遗址和涪陵蔺市遗址的发掘。从1999年4月至12月，重博考古队在丰都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先后两次发掘玉溪遗址，并对石地坝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古工作分别由邹后曦、袁东山任领队，参加三次田野考古的工作人员有董小陈、袁东山、李大地、蒋晓春、白九江、方刚，以及后来由宜昌博物馆调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刘继东等，王海阔对出土文物进行了修复。

1999年的丰都三次考古发掘在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发展历史上是很关键的一步。一是参与考古工作的人员囊括了当时的重博考古队的大多数业务人员，这些人员后来逐渐成长为参与三峡考古的主力。二是聘请了一批技术人员参与考古发掘和修复，其中的徐克诚成为后来研究院考古技工的代表人物，蔡远富成为修复技工的代表人物。三是自主开展了技术工人培训，考古队在丰都高家镇招聘了王胜利、孙少伟、陈蓁、陶一波、杨晓红、秦彦斌、曾宪斌、冉光辉学习考古发掘技术，吴丽娟、秦小蓉学习考古修复技术，这些学员分别由董小陈、李大地、蒋晓春、白九江、方刚、王海阔担任指导教师，创新考古技工师承制，实行一对一、手把手培训，并利用雨天和夜晚进行课堂教学，他们是研究院三峡考古的主力技术人员，不少人后来成为研究院的技术骨干。

丰都是重庆考古人才成长的摇篮。1999年丰都三峡考古会战后，相关考古人员大多开始独立主持考古工作，如李大地主持忠县乌杨墓群、蒋晓春主持忠县老鸹冲遗址、白九江主持巫山大溪遗址、方刚主持涪陵小田溪墓群等，这些在三峡库区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考古遗址（墓群）和考古工作。2000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重庆市博物馆考古队基础上成立。在丰都县，相关考古工作仍在持续，从2000年至2007年，袁东山、李大地先后负责继续开展了石地坝遗址、袁家岩墓群的发掘，袁东山、白九江先后负责开展了玉溪遗址、玉溪坪遗址的发掘，李大地负责开展了九道拐遗址、秦家院子遗址、毛家包墓群的发掘，白九江负责开展了信号台遗址、冉家路口墓群的发掘。期间，考古队新培养了林必诚、梁志、秦少华、田素琼等考古发掘和修复技工，其中后三者为丰都人。

2010年至今为三峡后续工作时期。围绕后续三峡考古，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11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更名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2021年更名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新生代考古工作者在丰都县也开展了大量考古工作。于桂兰负责发掘了卡子堡墓地，代玉彪负责开展了玉溪坪遗址汉至六朝墓地的发掘，黄伟负责汇南林口墓地的发掘，陈东负责鼓鼓田墓群、沙溪嘴遗址的发掘，牛英彬负责发掘了槽房沟墓群、上河嘴墓群等的发掘，孙治刚对马鞍山墓群进行了发掘。此外，我院还和重庆师范大学、丰都县文物管理所等合作，开展了丰都三峡水库消落带一系列古窑址和古墓群的考古发掘，有效避免了因水位消落可能导致的国有文物出露流失的问题。

在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2004年白九江带队对丰都迎宾大道沿线的3处古墓群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这也是丰都县首次开展基建考古工作。2008年以来，汪伟带队对丰都产业大道沿线古墓群、丰都精细化工园涉及的冉家路口墓群、杜家坝墓群、二仙堡墓群进行了多次发掘，于桂兰对丰都镇江水泥厂墓地涉及的战国墓葬进行了清理，陈东对丰都水田坪工业园区建设中的狮子包墓群等地下文物进行了发掘，陈蓁对恒都农业食品工业园区转包墓群进行了发掘。此外，涪丰高速公路、渝利铁路等大型基本建设中，我院也在丰都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

近年来，我院建筑遗产保护所也开展了丰都小官山古建筑群修缮设计、会川门搬迁保护设计和杜宜清庄园保护维护设计等。

上述工作中，我院得到了丰都县各级政府和各级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协作，特别是以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为代表的文物部门贡献尤多，双方在合作、协作中展现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双方人员在交往中结下了极其深厚的友谊。我们特别难以忘记丰都县文物管理所吴天清老所长，在他主持工作期间，与考古队的年轻人结成了忘年交。我们十分感谢李国洪所长，他亲自参与了石地坝遗址等的发掘，并为考古队在丰都的各工地排忧解难。我们还要感谢现任刘屏所长，在后续三峡考古、基本建设文物保护和馆藏文物保护修复中，积极促进强化市县合作，展现高度的责任担当精神，还共同推动了“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丰都分院”的挂牌。我们还要感谢丰都文物管理所的秦进、何海蓉，秦进在我主持冉家路口的两度发掘中，一边参与工地的探方发掘，一边负责协调联络，十分辛苦；何海蓉也参与了我院在丰都的多项考古工作，后来还赴忠县等地与考古队共事，因其在管理文物库房方面的丰富经验，于2014年调入我院。

考古研究的对象是物，目的是透物见人。考古工作者既是当代社会中的人，也终将成为历史中的人。考古人是考古工作中最美的风景，他们在考古中绽放的艰苦奋斗、漫漫求索精神，也应该得到记录和展现。

 

二

丰都位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长江自西南向东北贯穿全境，地貌呈三山夹两槽的景观，沿江地带多平整的台地，水热资源、环境条件适合古人生存。

丰都文物在重庆具有重要地位，其中考古揭露的古代物质文化史，堪称重庆考古文化序列的代表。重庆地区命名的先秦考古文化，丰都就占了4个，可以说占据了重庆考古文化的半壁江山。著名文博专家王川平在评价丰都文化时认为：丰都是西南旧石器文化之都、重庆新石器文化之都、商周时期的巴子别都、历史时期的中国鬼都。这个“四都”的总结，对于丰都文化可谓提纲挈领。

就考古发现而言，怎么评价丰都在重庆文化、长江文化中的地位都不为过。

旧石器时代，丰都是重庆唯一具有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遗址的地区，也是西南地区乃至长江上游以县域为单位旧石器遗址数量最多、序列最完整的地区。丰都地区既有旷野类也有洞穴类旧石器遗址，其中旷野类遗址在三峡地区地位最为重要，可能与丰都沿长江两岸阶地发达、完整、空旷，人类活动纵深较大有关。丰都烟墩堡遗址地处长江四级阶地，先后进行四次考古发掘，出土各类标本11309件，其中石制品1341件，根据沉积物性质，结合第四级阶地堆积物的古地磁测年（约距今70万年），初步认为属于中更新世早期，以其分布面积大、标本丰富、石制品含量大、种类多、研究价值高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丰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较多，主要有高家镇、冉家路口、井水湾、枣子坪、池岭坝、范家河等遗址，处于长江两岸的第三级或第二级阶地上，年代集中在距今7.8万—14.3万年间，其中高家镇遗址于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都犀牛洞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遗址，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包含古人类牙齿化石、旧石器时代石制品、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在内的重要遗物，测年结果显示，犀牛洞1号洞的原生堆积年代在距今4.1万—4.5万年，为探索不同生境下古人类的适应生存行为提供新的材料。

新石器时代，丰都的文化序列是四川盆地内相对最完整、时间链条最长的。相关的考古发现集中在高家镇的玉溪遗址、玉溪坪遗址、秦家院子遗址，并分别命名了“玉溪下层文化”（距今约7800—6300年）、“玉溪上层文化”（距今约6300—5300年）、“玉溪坪文化”（距今约5300—4600年）三个考古学文化，分别代表了三峡地区和四川盆地东部这一阶段的考古文化面貌。玉溪遗址下层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动物骨渣，是一处石器加工场和动物食品加工与食用后的弃渣堆积地，出土的少量陶器与三峡东部的巴东楠木园遗存接近，可能对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的形成有一定影响。玉溪遗址上层的考古发现在玉溪遗址、玉溪坪遗址都有发现，属于四川盆地内的一支土著文化系统，以各类平底陶器组合为主，已经进入台地旱作农业阶段。玉溪坪文化继承玉溪上层文化发展而来，在玉溪坪遗址、秦家院子遗址、铺子河遗址均有发现，序列较完整，其中玉溪坪遗址展现了三峡地区这一时期的聚落特征。中坝文化（距今约4600—3750年）由玉溪坪文化精进而来，该阶段遗存在玉溪坪遗址有发现，主要是中坝文化早中期阶段的遗存。

夏商周时期，丰都的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的遗存在丰都仅有极零星的发现，丰都地区的文化发展陷入低潮。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以石地坝遗址为代表的相关遗存被命名为“石地坝文化”。石地坝文化在玉溪坪遗址、玉溪遗址、信号台遗址、秦家院子遗址、黄燕嘴遗址等都有发现，丰都先秦时期考古文化进入繁荣扩张期。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的瓦渣地文化在石地坝遗址、玉溪坪遗址等有少量发现。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发现也不多，主要在秦家院子遗址、玉溪遗址等有部分发现，相关墓葬在丰都湛普东方希望水泥厂墓葬、凤凰嘴遗址有零星发现，玉溪遗址发现有这一阶段的灰坑，出现了少许巴蜀文化青铜兵器。战国时期巴国曾短暂建都于丰都（平都），目前的相关发现不足以支撑巴都的历史地位，还需要以后进一步加强考古工作。

汉至六朝时期，丰都境内既发现有这一阶段的部分遗址，也发现有极为丰富的墓葬，墓葬沿长江两岸台地和坡地连绵分布，较大的墓群有汇南墓群和冉家路口墓群，沿岸十数个土台均有墓葬。这一时期的亮点发现试举以下三例：一是丰都汇南汉墓群画像石墓，该墓画像石内容丰富，以鱼、鸟、鸟啄鱼、门阙、虎、力士、稚童、舞蹈人物、执扇人物、导引人物、墓主人为主，反映墓主升仙的愿望。这类画像题材在四川地区和重庆璧山有发现，但三峡地区一般内容极简单，且以阴线刻为主，汇南墓群的画像石以浮雕为主，内容丰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二是以升仙思想为母题的一系列陶模型器的发现，反映了丰都乃至三峡地区汉代社会的精神风尚。如高家镇毛家包墓墓地M11发现的“巴渝神鸟”、开明兽守天门器座、天马昆仑器座为一组的模型明器，以及林口墓地出土的青龙白虎辟邪摇钱树座、马鞍山墓地发现天门鎏金铜棺饰等。三是具有早期佛教元素的造像，如丰都槽房沟墓群M9发现的铜佛像纹摇钱树枝，槽房沟墓群M11、杜家坝墓地M1发现的早期佛教头光陶菩萨像以及其他与佛教有关的陶背光俑像。其中，与铜佛像纹摇钱树残枝伴出的有“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陶摇钱树座、“巴郡平都蔡君骑马”陶马，这是目前国内出土时代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佛像之一，在中国佛教史和佛教艺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巴渝神鸟

 

唐宋时期，丰都地区发现较多民间小窑址。石板溪窑址、大沙坝窑址发现有龙窑窑址，这是重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龙窑。这一时期主要生产大量的缸胎器和黑釉瓷，石板溪窑址还模仿邛窑生产少量彩瓷。玉溪坪、玉溪遗址发现唐代的寺庙遗址、唐宋墓葬，出土“涪州之印”石印，玉溪坪遗址还发现两批次上百件佛教金铜造像，是长江上游地区出土数量最大的唐代金铜造像。明清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在铺子河、庙背后、九道拐、秦家院子、张家河、长沙坝等十多处地点，揭露了一大批冶锌遗址，这种“上火下凝”式冶锌技术遗存，最早可到明代早、中期之交，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因而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

丰都文物是个大宝藏。保护好、利用好这批考古出土文物，彰显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是当代文博考古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丰都县文物管理所将该所馆藏金属文物分六批次委托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保护修复，既是对历史文物的责任所在，也为将来博物馆建设奠定良好的藏品基础。这批文物绝大多数系三峡考古出土，交由考古单位来保护修复再合适不过：一则考古单位对考古文物充满感情，工作的热情度和责任感自然不同一般；二则修复也是文物从野外转移到室内的二次发掘，有利于进一步提取文物蕴含的历史信息；三则考古单位对出土文物的埋藏环境和出土状况理解更深刻，有利于深入推进保护修复工作。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开展丰都馆藏金属文物修复过程中，始终把研究性保护贯穿工作始终。研究性保护是保护修复理念转变的重要一环，是推动科学保护、系统保护、整体保护的关键，是物理保护和文化保护并重的具体体现。研究性保护区别于一般企业将文物修复当作一项工程开展，区别于注重观赏需求的展览式修复，区别于纯粹的技术修复，具有系统性、全面性要求，具有全链条、多学科特点，具有探索性、实验性面向。

研究性保护意味着要规范看病。国家文物局制定了可移动文物保护病害评估技术规程等标准，为规范文物保护方案编写、病害调查提供了科学流程和要求，但我理解这是可移动文物保护科学看病的基本规范、最低标准、普遍要求。研究性文物保护中的文物看病，须根据每一件文物的具体情况，既要严格标准流程，也要不断升级版本；既要会做必答题，也要善解附加题，还要精于选择题，做到一物一策、一病一方。

研究性保护意味着要科学诊断。文物得了什么病，不能仅取决于我们看见的外伤，还要研究内病。诊病的手段，既要积累经验“望闻问切”，也要运用现代科技“活检内窥”。看病的医生，应以文物医生挂帅，团队成员也要包括多学科成员；要建立常见病诊断标准，也要学会搞特病会诊，集思广益。

研究性保护意味着要科学施治。要按照可再处理等原则，根据每件文物的物理、化学特点和病灶特性，研究材料、比选材料、配比材料，避免开错单子、拿错药物。要开展实验研究，按照可逆性、最小干预要求，争取最优解，避免医治中的不适反应、过敏反应等副作用，避免出现后遗症。要深入研究病原、病史、病理，系统、综合、辨证地推行内外兼治、标本兼治、长短结合，做到药到病除。

研究性保护意味着要合理取舍。重保护研究、轻修复研究是文物保护中的现实问题，修复研究不但要研究修复工艺，还要注重修复理念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注重物理修复与科学保护相结合，避免修复与保护两张皮。要破除不分对象地追求完形、完整、完美的传统修复观念，要综合研究器物呈现的造型之美、工艺之美、纹饰之美、色彩之美，统筹挖掘器物蕴含的完形之美、残缺之美、混搭之美、斑驳之美、岁月之美，形成包容性审美，培养多元性美感。修复师既要会美容养颜、祛斑治痘，还要会整形整容、接骨斗榫；既要精准点睛，也要善于留白，拿准修与不修、修多与修少、完整与残缺的界限与火候，践行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汉代青铜洗保护修复前后

 

研究性保护意味着要防治未病。文物保护是一个长期过程，既要治已病，也要治未病。文物移交给保管展示单位后，研究机构要开展长时段追踪调查研究，评估保护修复效果，提供后续服务。保管展示单位要加强保养管护，提供文物健康保存的合适环境，开展预防性保护工作，促进文物延年益寿。

研究性保护意味着完整留取信息。文物保护的过程也是提取文物历史、科学、艺术、环境、病害等信息的过程，文物保护的过程也是一些信息不可避免的消失、减损、改变、扭曲的过程，完整、准确地记录、留存这些信息，既要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多种传统方式，也要研究当代条件下保护修复前后三维扫描、透射等新技术的运用，建立完善文物档案，便于多学科持久研究、保护、利用。

研究性保护意味着要深化阐释。文物保护的目的是使文物延年益寿，延年益寿的目的是为了更多人观赏文物、研究文物、利用文物，也就是说文物保护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因此，文物保护修复中提取到的新信息应及时深化研究、及时予以阐释公布。重要研究性保护的过程和结果本身就是一项知识生产，其中蕴含的信息和知识，体现的精神和思想，也已成为遗产价值的构成部分，当然也可以记录展示。保护修复的方法、手段、技术总是受时代和文物保护理念与原则的限制，应当更多地研究数字复原、三维重建和虚拟解剖等新方法、新形式，阐释文物所包含的丰富信息和深厚价值。

 

考古CT仪分析

 

基于研究性保护的发展趋势，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丰都县文物管理所在实施丰都馆藏文物保护工作中，采用X光照相技术、工业CT无损探伤、超景深显微观察等，研究了部分铜器的铸造工艺、补铸痕迹，发现了铁剑上残留的金珠、214μm 的金线、镶宝石错金银装饰等，使X射线衍射分析、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扫描电镜能谱分析、激光拉曼光谱、红外光谱等，开展了青铜器本体合金成分分析、青铜器锈蚀产物元素分析、青铜器锈蚀物相分析、铁器基体成分分析、铁器锈蚀和附着物元素分析、铁器锈蚀物相分析等，在常规的机械清洗、化学清洗之外，还使用了激光清洗法。针对这批文物中珍贵的鎏金青铜器，研发了基于鎏金层铜锈的凝胶除锈剂，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并取得了一项发明专利，获得了“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科研奖项。丰都县文管所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铁质文物除锈及封护材料技术研究，获 “重庆市2022年度文物科技创新项目”。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我们坚持研究性保护理念、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强化科技保护、添置科研设施设备的结果，也是参与丰都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的顾来沅、叶琳、刘屏、杨小刚、黄悦、曾启华、吕国琼、谢应印、孙少伟、胡凌、栾焜浩、黄丽文等精诚合作、不懈探索的结果，当然，更离不开各位专家对项目的悉心指导。

诚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与研究性保护的要求相对照，本项工作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检测分析的各项数据，还需要深入挖掘研究；对发现的铸造、补铸、装饰、鎏金等信息，有必要深化古代金属手工艺研究；在延展修复保护虚拟手段、为展示阐释服务等方面也需要改进，例如，如果能依据铁剑上残留的各种黄金工艺和装饰，开展虚拟修复和复原研究，我们就可以改变大家对考古出土的铁剑破铜烂铁的印象，重新建立汉代人佩带金柄寒铁的熠熠生辉形象，再评估墓葬主人的身份等级，能在博物馆展览中开展对比展示，传达更丰富的历史信息，达到文物保护也要透物见人、文物保护一切为了人的更高目标要求。

四

2022年6月，丰都县人民政府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文物保护、丰都博物馆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为丰都文物事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此外，双方商定依托丰都县文物管理所挂牌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丰都分院，这是我院成立以来授牌的第一个分院，开创了院、地合作的新局面。

《丰都县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研究》的出版，既是对2015—2021年间丰都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的研究总结，也是我院践行战略合作协议的第一个成果，是为丰都分院挂牌的一次献礼。此前，我院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丰都县文物管理所共同开展了丰都犀牛洞旧石器遗址的主动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2022年5月21日，又在“擦亮黑珍珠，绽放红宝石——提升丰都城市文化品质”研讨会上，介绍了白九江与范鹏共同撰写的关于“巴渝神鸟”研究报告，基本探明了“巴渝神鸟”的性质和文化意义。这些工作，为我院与丰都合作开了好局。今后，我们将把丰都三峡考古专题报告尽快整理出版作为重要事项推进，将支持丰都博物馆考古内容展示、加强丰都文物和历史文化研究作为支持丰都的主要工作推进，同时，期待双方进一步推进三峡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合作，加强丰都基本建设考古、三峡消落带考古、建筑遗产保护等，为切实落实战略合作协议走深走实。

最后，希望我院的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坚持走研究性保护的路子，进一步发扬优势，补强短板，为推动重庆文物保护科技能力的提高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是为序。

文稿：白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