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第二册，以夏、商、周、春秋、战国历史为考察对象。作者平势隆郎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国际汉学家，可称作当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先秦史最有代表性的专家之一。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与目的

作者认为，现在对于中国先秦史的认识，基本上是从《史记》（还包含东汉以后的经典注释，如宋明理学所涉内容）中了解到的，而《史记》将汉王朝对历史面目的需求深嵌其中。比如，《史记》在论述了“天下”之后才开始讲述夏、商、周的历史，以此制造出一个概念，即天下自形成之初就一直在等待有人来统一，世上本就存在君临天下的统治者，以此为汉建立统一王朝进行世界观输出（有的学者认为，虽然秦统一了中国，但当时“大一统”的观念并未深入人心，是在汉武帝时期才正式形成的，而楚汉之争也体现了“诸侯模式”与“大一统”两种观念的争锋）。

作者因此广泛利用了战国时各国的书籍（作者所考定），将历史资料推及至《史记》之前（春秋及之前因汉字使用、传播的局限而导致缺乏足够的史料），努力还原一个相对更接近史实的先秦史。

基于前述目的，重视史料的辨析及出土文献的运用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作者以此“推翻”了很多深入人心的“史实”，大到夏、商、春秋的国家形态，小到周公旦、孔子、屈原、苏秦等历史人物的生平、作为，并进一步建立了自己认知的“史实”。也因此，本书所论述的“史实”显得视角独特、内容新颖，值得带着辩证的视角去了解与思考。

二、本书的特别之处与有趣之处

1、独特的观察视角

本书独创性的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作为观察视角，将铁器的普及、通过官僚制进行地方统治、文书行政的开始等作为基准进行考虑，认为“天下”这个广阔的领域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存在较大差别，并重构了先秦史。

作者认为，在一般认识中，夏、商、周是“天下”的王朝，而这个“天下”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多个文化地域的集合体。实际上，夏、商、周统治的疆土基本上也只能算是一个文化地域而已，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则是在文化领域的基础上成立的。具体来说，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到战国时代的中国历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地域内存在多个农村的时代；形成带有城墙的城市（小国），农村附属于这些城市而存在的时代；在小国中出现小国不得不依附大国的时代；大国的中央政权吞并小国，开始派遣官吏、施行文书行政的时代。经历了上述四个时代后，秦始皇吞并了各地，统一了“天下”。而本书所涉的夏、商、周、春秋、战国则对应前述的第三、四个时代。夏、商、周并非天下统一的王朝，而只是对应前文中的“大国”，当时出现的，是以“大国”为中心的体制。

另外，作者认为，人们总被“战国时代”这一名称误导，认为此前的商周时代是个和平的年代，而商周同样是战乱纷争的年代。区别只在于，自从战国时代形成了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领土国家后，文化地域范围内、城市国家之间的战争明显减少，文化地域、领土国家之间的争斗日益增多。战国时代的战争则与进入帝国时代后的战争性质相同，且很多帝国内部发生的战争亦是不同文化地域之间的战争。

如前所述，文化地域所拥有的历史特性是作者独创性的研究视角，也是本书一以贯之的立足点与切入点。

2、对史料的辨析、使用

作者认为，在记录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前的历史典籍中，所谓的原始史料“原文”，既有成书于战国时代的，也有成书于汉代及以后的，而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普及读物几乎都是依据后者所作。本书则选取战国时代的史书为基础展开说明，以尽量还原史实。

一方面，本书广泛截取战国时代（作者考定）古书的“原文”，来辨析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典籍，并对诸多史实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如以《逸周书》（为周人所做，后被春秋时代的晋继承，到战国时代为魏所继承，与《竹书纪年》出土于同一墓葬）推翻《史记·周本纪》中给人带来的“伐殷”到“克殷”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刻板印象；以《竹书纪年》（战国时代魏国编年体史书）来说明周公与召公共同执政的“共和”是不存在的，“共和”实际为人名，系一名为“共伯和”的人在周厉王被驱逐后执掌朝政，而该人名也出现在了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中。

另一方面，作者详尽的梳理了战国诸国在各自的史书中构建的“特别地域”，广泛的引用和分析了《春秋》《公羊传》《左传》《榖梁传》《楚辞》《容成氏》等文献，及兮甲盘、虢季氏子组盘、秦公镈、秦公簋、叔尸镈等出土文物的铭文，来展现战国诸国对自身“正统性”的塑造和阐释。如韩国通过《左传》论述其对代表着夏王朝的参宿的继承，来暗示其对夏之故地具有正当统治权；论述韩宣子持有的玉环与殷人所持玉环原本是成对的，并暗示玉环迟早会合二为一，来证明韩国对商之故地的统治具有正当性。而齐国则通过《春秋》《公羊传》展示一个规律，即继承周文王、名字中含有意思、母亲身份高贵的人成为王，并开始使用周文王的制度逾年称元法，来预言下一个王者为齐国的威宣王。

作者同时提到，其以战国时代的史书所确认的“史实”和如今人们主流认识中的“史实”可能同为“刻板印象”，但还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3、先秦人物的新解读

作者对文献、文物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并在辨析它们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颖的，甚至是具有颠覆性的观点。以下先秦人物为例：

大禹

 

通过对《尚书·禹贡》《尚书·舜典》《容成氏》《墨子·兼爱》的分析，作者认为，大禹的“治水”其实是对道路和水路等交通网的完善，并不等同于鲧治理洪水的“治水”。

 

 

孔子

孔子是诠释“勇”的游侠，诠释“智”的智者，同时还是后世所宣传的诠释“仁”的仁者。孔子本人并没有只突出“仁”，单独突出“仁”的是他的弟子们。从《左传·定公十年》等文献中，作者认为，游侠是更接近事实的孔子形象。

 

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倡导的是各种不同学说的观点，是在宋代科举正式确立以后，更直接地讲是明代以后学者们对诸子的理解。与此主流观点相对应的，则是“分栖共存”说，如东汉王充认为，诸子关注的阶层是不同的，学说是互相补充并共存的。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则是将“分栖共存”运用到官僚制度中进行论述的典范，认为诸子学说对应不同的官僚职能，归根结底是论述统率百官的王者或天子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三、本书的晦涩之处与“不当”之处

在“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中，本册可称作阅读较为艰难的一本。一方面是由于作者书写的时代久远，需要通过史料辨析的方式来逼近其心中的史实，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治学的思想和方法。另一方面则是作者特殊的逻辑架构，如章节设置在时间顺序上的倒置、穿插，让非专业人士读来有混乱、反复、琐碎、晦涩之嫌。

另一难以苟同的是，作者对史料辨析与“史实”认定的方法。如前所述，作者认为《春秋》《公羊传》成书于齐国，《左传》成书于韩国。作者提出这类观点，均是基于“谁受益，谁做出”的思路，以书中某一部分文字对谁有利，推导出由谁书写，其论据不免薄弱。而作者提出的新“史实”，如青铜器铭文使周站在权力顶点、并不存在秦始皇“统一”文字等，大概是碍于篇幅所限，也缺乏足够的论据予以支撑。文稿：朱益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