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塘溪口遗址位于合川区钱塘镇湖塘村九社，地处嘉陵江左岸一级台地，台地为半岛形，南临嘉陵江。中心地理坐标N30°10'34.0"、E106°12'53.8"，海拔高程216～220米，分布面积约5000平方米。

 

龙塘溪口遗址位置示意图

 

2007年7月，为配合嘉陵江梯级渠化利泽航运枢纽工程立项，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嘉陵江流域工程建设区开展文物调查时发现。2008年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对遗址开展了考古勘探，基本明确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分布范围。2022年3～7月，为配合嘉陵江梯级渠化利泽航运枢纽工程项目的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龙塘溪口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完成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汉代、清代不同时期的窑址、灰坑、墓葬等各类遗迹6个，出土各类遗物39件（套）。现将主要收获简介如下。

 

一、地层堆积

根据遗址所在台地及周边区域拉网式考古调查和系统的考古勘探结果，将遗址分为A、B两个区作为本次发掘区域，A区位于遗址的东部，B区位于西部的龙塘溪和嘉陵江交汇处的坡状台地上。地层堆积B区较厚，A区较薄。A区地层堆积可划分为4层，第①层为现代表土层。第②、③层出土有少量青花瓷碗残片、板瓦残片等，时代为明清时期，汉代遗迹均开口于3层下。第④层出土有少量泥质灰陶片，时代为汉代；B区地层堆积可划分为15层，第①、②层为现代表土层。第③至⑦层出土有少量青花瓷碗残片，时代为明清时期。第⑧、⑨层出土有少量黑釉瓷残片，时代为宋元时期。第⑩至⑮层出土少量夹粗砂红陶、黄褐陶陶片及磨制石器，可辨器形有罐、斧及箭镞，时代为新石器晚期，新石器时期堆积为冲积形成的次生堆积。

 

遗址发掘区全景（上为南）

 

遗址A区全景（上为北）

 

石斧

 

石斧

 

石斧

 

石箭镞

 

二、主要遗迹

1、汉代窑址

汉代陶窑全景（东-西）

 

共发现汉代陶窑两处，均位于遗址A区，开口于第③层下。

Y1坐东朝西，打破Y2窑室西部，由操作间、窑门、火膛、窑室及地面建筑组成。操作间平面呈椭圆形，斜壁，底部呈U形通向两个火口，中间存在一生土台子，呈坡状，东西长3.86米，南北宽3.96米，深1～1.2米；操作坑四周共发现柱洞9个，各柱洞间南北6.7米，东西4.8米（柱洞最大距离），应为窑子的地面建筑遗存。双窑门，呈“n”形。火口宽0.42米，高0.52～0.66米，进深0.12米。双火膛，平面呈漏斗状，拱形顶，进深1.76～1.8米，宽0.42～2.1米，高0.52～1.36米，火膛底低于窑室底0.26米；火膛内清理出有残砖块，多素面，部分砖块侧面有纹饰（网格乳钉纹）；窑室平面呈长方形，顶部应为拱形，但已塌陷，东西1.9米，南北4.68米，残高0.9米。烟囱5个，位于窑室的后壁，在烟囱与窑室相连处有一档砖槽，进深0.06米，宽0.24米。

 

陶窑Y1火门（东-西）

 

陶窑Y1火膛（西-东）

 

Y2窑室西部被Y1操作间打破，坐东朝西，由操作间、窑门、火膛、窑室组成。操作间平面呈椭圆形，斜壁，底部呈U形通向两个火口，底部U形沟，中间存在一生土台子，呈坡状，东西长5.66米，南北宽5.36米，深1.54～1.94米；双窑门，呈“n”形。火口宽0.6米，高0.66～0.74米，进深0.2米；双火膛，平面呈漏斗状，拱形顶，进深1.76～1.8米，宽0.6～1.78米，高0.66～1.62米，火膛底低于窑室底0.36～0.4米。在北火膛底部有排水沟，由火膛向外延伸至操作间内一蓄水坑内，排水沟在火塘内部的部分有铺砖，排水沟与蓄水池之间加一挡砖，应起过滤作用；窑室平面呈长方形，东西1.84～1.9米，南北4.6米，残高1.7米；窑底较平，底部有摆放砖坯及烧火结面痕。烟囱5个，位于窑室的后壁，在烟囱与窑室相连处有一档砖槽，进深0.06米，宽0.24米。

 

陶窑Y2火门（东-西）

 

陶窑Y2火膛（西北-东南）

 

陶窑Y2窑室（北-南）

 

陶窑Y2排水沟（东-西）

 

陶窑Y2烟囱（东北-西南）

 

2、汉代砖室墓

共发现汉代砖室墓两座，均位于遗址A区，开口于第③层下。

M1为竖穴土坑砖室墓，墓向178°，破坏严重，墓室顶部已不存，仅残存部分墓室。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3.4米，宽2.4米，残高0.66米，壁墙砖均为长方形，长0.40～0.42、宽0.20、厚0.09米，砖一侧有模印几何纹，为菱形乳钉纹。墓底残存的铺地砖，单砖错缝平铺，整砖规格0.48×0.24-0.09米。

 

砖室墓M1全景（上为北）

 

M2为竖穴土坑砖室墓，墓向176°。破坏略重，墓室顶部已不存，现残存下部。由排水沟、墓道、封门墙、甬道和墓室组成，南北通长10.30、东西宽0.40～3.04、深0.50～0.94米。排水沟总体平面呈“Y”型，从墓室后壁两角开始，汇合与墓室中部略偏后处，经过墓室前部，经墓道右壁旁通往封门外，再过前部排水沟，往前部断坎下，沟内填碎砖渣，穿过封门墙以后，内填碎石子，上面用残砖块封盖，总长12.6米，宽0.15～0.18米，深0.12米；墓道位于排水沟和甬道之间，平面呈不规整的梯形，槽状，长1.10、宽1.02～2.08、深0.78～0.84米；封门墙用构筑券顶后的剩余榫卯楔形砖砌筑，残存5层，高0.50米，宽1.44、墙厚0.105米；甬道平面呈竖长方形，用长方形条砖错缝顺砌而成，长1.80、宽1.64、残高0.54米。在甬道和墓室之间，横向立砌几块砖，做成门槛状，门槛横宽1.64、厚0.10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4.40、宽2.40、残深0～0.54米，壁墙砖均为长方形，长0.41、宽0.205、厚0.09米，砖一侧有模印几何纹，为网格纹乳钉。铺地砖下垫有一层细黄砂土，甬道和墓室底部都铺有细沙，厚度0.03～0.05米，墓室口部略厚。墓葬后期被盗扰破坏，墓室及甬道散乱分布有釉陶熏炉、釉陶锺盖、陶盆、釉陶魁、釉陶豆座、陶饼、陶屋顶各1件，以及“货泉”27枚。

 

砖室墓M2全景（上为北）

 

砖室墓M2排水沟（上为北）

 

三、初步认识

龙塘溪口遗址主体遗存堆积的时代为汉代，仅在遗址B区发现有少量新石器时代遗存。根据堆积特征分析，B区新石器时代遗存为冲积形成的次生堆积，出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质陶；器形以深腹罐为主，器物特征与丰都玉溪坪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较为接近，应属玉溪坪文化中期阶段遗存，距今约5000-4800年左右。

 

折沿深腹罐

 

A区汉代砖室墓后期虽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盗扰破坏，但M2形制结构上基本保存完好，为带甬道的单室墓，平面呈“凸”字形，此形制墓葬在重庆地区最早出现于东汉早期[2]，故初步判定M1年代应不早于东汉早期。

 

砖室墓M2出土“货泉”

 

砖室墓M2出土陶屋顶

 

砖室墓M2出土釉陶魁

 

砖室墓M2出土釉陶熏炉

 

砖室墓M2出土釉陶锺盖

 

M2中墓砖纹样为网格纹中饰以乳钉纹，这类墓砖纹样在重庆地区并不多见，目前在丰都上河嘴墓群 M3[4]、M3-M4、M9<span style="color: rgb(51, 51, 51); font-family: mp-quote, -apple-system-font, BlinkMacSystemFont, " helvetica="" neue",="" "pingfang="" sc",=""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ui",="" yahei",="" arial,="" sans-serif;="" letter-spacing:="" 0.5px;="" text-indent:="" 24px;"="">[5]中发现有此类纹样，其中丰都上河嘴墓群 M3、巴南区窑堡墓地M1年代为东汉中晚期，而潼南下庙儿遗址M1、M3-M4、M9年代为东汉早期。现有资料显示，西南地区汉代花纹砖整体的发展经历了纹饰单一到纹饰组合逐渐繁杂的过程，再结合M2及潼南下庙儿遗址墓葬年代判断，此类花纹砖出现年代应不晚于东汉早期。同时可发现丰都上河嘴墓群、巴南区窑堡墓地均位于长江干流区域，而M2、潼南下庙儿遗址地处长江支流嘉陵江流域且二者随葬品中未见三峡地区同时期汉墓中所常见的陶俑，随葬器物种类更接近于川西平原同时期汉墓，间接说明嘉陵江流域汉墓可能受川西平原影响更大，故推测网格乳钉纹这类纹饰亦或较多受川西平原影响且出现时间早于三峡地区。

砖室墓M1墓砖拓片

砖室墓M2墓砖拓片

 

A区两座汉代陶窑毗邻汉墓，在墓地周边没有发现同时代的居住遗址和其他文化遗存，因此陶窑在这里出现应该是与墓地有密切关系，两座陶窑烧造的产品主要是砖，Y1窑室及火膛内残留的砖块与M2用砖一致，而Y2操作坑内发现残砖块与M1用砖一致，因此墓葬用砖应该是就地烧造，砖窑应为该墓地用砖所建，属墓地配套的附属设施；结合M2年代，Y1年代上应同M2年代相近，即为东汉早期，而Y1打破Y2，相对年代上Y1晚于Y2，结合两座陶窑内残存墓砖情况观察，Y1、Y2分别同M2、M1对应，故M2的相对年代应晚于M1，考虑到陶窑使用年限不长，推测M1年代应同M2相近，即东汉早期。与此同时，两座汉代陶窑的发现为了解汉代砖室墓的墓砖来源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以及对研究汉代窑业的全面发展及阐述墓地规划、研究墓葬修建、分析随葬器物的来源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两座汉代陶窑的形制特殊，为双窑门、双火膛式陶窑，此类形制陶窑较为少见，这也为了解汉代陶窑的建造方式和形制结构及相关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注释：

[1] 罗二虎：《四川汉代砖石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第465页。

[2] 张晓超：《西南地区出土战国秦汉时期花纹砖与铭文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大学，2019年，第121页。

[3]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重庆市文物局、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上河嘴墓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4]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巴南区文物管理所：《重庆市巴南区窑堡墓地、马桑溪崖墓考古发掘简报》，《长江文明》2021年第1辑。

[5]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潼南下庙儿遗址汉墓发掘报告》，《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文稿：唐勇 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