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川渝地区对外交往贸易的黄金水道,川江是长江干流的重要组成,向东奔流终汇于海,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地理大通道。“蜀道难于上青天”的古代巴蜀被群山所包围,幸得江水穿境而过,且岷江、涪江、嘉陵江水系发达,水运成为其主要的交通方式。故而,川江成为沟通资源丰富的四川盆地和经济发达的长江中下游、中原等地的水路动脉,曾在军事、人文、经贸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重庆恰有会川渝之众水,控川江之要冲的独特区位优势。即使是在陆路交通已经十分发达的今天,川江航运仍是“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蜀道难、川江险
在古代,川江又称江、江水或大江,唐代以来,或称蜀江、汉江。川江一般指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河段,全长约1030公里。其流域之内,又有详细划分。重庆以上的370公里为上川江,重庆以下的660公里称为下川江,下川江流经的三峡地区,因两岸山峦夹峙,水流急湍,所以又有“峡江”之称。一直以来,峡江河段都是长江水运的咽喉,有“西陵古郡,南国上游。巴蜀恃为咽喉,荆楚倚为根柢”之说。这条重要的水运通道并非坦途。川江航道上的礁石险滩约有311处,平均3.3公里就有一处。从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至民国8年(公元1919年),川江失事的木船达到1513艘,平均每年有180艘船只在川江沉没。纵观川江漫长水运史,不知有多少艘航船悲凉于此,“川江之险”毫不亚于“蜀道之难”。
古代川江、航运兴盛
据《战国策》、《华阳国志.蜀志》等记载,秦汉时川江已有通航的记录。
唐朝时期,川江航运有所发展,经川江至扬州、长沙、襄阳,形成3条固定航线。杜甫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正是其商贸繁忙的写照。自唐以后,川江航运开始由军事运输逐渐向经贸运输的功能转变。
南唐升元七年(公元943年),湖北秭归县令陈起才对青滩进行首次开凿、疏浚,而后北宋、明朝也有凿去碍航礁石的记载。川江航道整治古已行之。
宋朝时,川江水路正式设置水驿,标志着川江航运进入一个崭新的兴盛时期。
元朝时,四川行中书省所辖路驿有48个,而水驿有84个,显然水路交通远超陆路。
进入清朝以后,川江的几大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等都得到了较大开发。川江航运的全面开拓,使得重庆成为川江航道上最重要的集散地。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重庆被迫开埠,外国的“洋油”“洋布”“洋碱”“洋火”等不断由长江运抵重庆,川内的丝绸、盐、各种山货等物品又经川江运出,开启了川江航运的国际贸易时代。
清代渝城图中所绘两江四岸满是大大小小的各式木船,可见当时重庆航运之繁盛。
清代渝城图中所绘两江四岸(图片来源于网络)
轮船胜木船、公司替船帮
1883年2月,英国冒险家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与妻子搭乘木船,经川江艰苦航行40天抵达重庆。经过考察,立德乐认为:“只要打造一艘吃水不超过现行帆船且马力够大的轮船,操作得当就能航行川江。”1890年,立德乐在重庆开办了“立德乐洋行”并花重金聘请原“肇通”轮船长英国人蒲南田率队深入调研宜昌至重庆的川江航道,并绘制航线图、设立浮标等,为轮船通行作准备。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立德乐觉得时机终于到来,于是在上海打造“利川”轮。1898年2月15日,立德乐自任船长,从宜昌出发,至3月9日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历经22天艰险航程,标志着长江中上游正式进入轮船时代。
1898-1900年的《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中所绘之立德轮船停靠在金紫门对岸的新码头处,江上其它船只则均是木船。
1898-1900年的《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中所绘之立德轮船(图片来源:《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一卷》)
民国前夕,川江上船帮林立。重庆长江上游的上河帮有7个船帮,共1310艘船;重庆长江下游的下河帮有8个船帮,共141艘船;嘉陵江上的小河帮有4个船帮,共130艘船;另有揽载帮5个,船帮共121艘船。但本国船只尽为木船,大型船只都是外国轮船,直至1909年夏川江轮船公司的第一艘轮船“蜀通”号,自沪而上并于当年10月29日抵渝,才终于开创了川江自营商轮的历史。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重庆的民族轮船航运业迎来蓬勃发展。迄至1926年,川江上的轮船公司已发展到14家,其中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是最具影响力的一家。民生公司创办之初正逢川江民族航运业日益衰微之时,却能逆势而进成为后起之秀,应是卢作孚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实业救国的思想主张作为其强大动力吧。近代川江航船、运力的突破性发展,对助航设施、码头等航运相关设施建设以及航道治理、管理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民生公司的航船(图片来源于网络)
1915年3月13日,海关总署批准在重庆设立“长江上游巡江工司”,并于1929年改称“长江上游巡江事务处”。
1915年,在重庆成立港务机构重庆理船厅,专门负责港务管理和领江管理。
1915年8月17日,在佛滩石梁嘴上设立的警船桩是川江航道上第一座航行标志。
1915年12月,在重庆成立“修浚长江上游水道工会”。
1916年3月,在重庆成立“修浚宜渝险滩事务处”。
1925年11月25日,在重庆设立管理航务的“四川省川江航务管理处”,并于1934年升格为“川江航务管理处”。
1927年,修建朝天门和嘉陵码头。
1931年7月,重庆官商合办“崆岭打滩委员会”,并于1935年改组为“川江打滩委员会”。
1935年先后修建了江北、千厮门、太平门、飞机坝、金紫门、储奇门码头。
1915年-1937年初,在川江航道宜渝段设置航行标志157座,另设有水位标志58处。
1942年《最新重庆街道图》中所绘渝中半岛上有码头27个、趸船7艘。
1942年《最新重庆街道图》中所绘渝中半岛(图片来源:《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一卷》)
1946年《重庆市街道详图》中所绘渝中半岛上有码头28个、趸船6艘,与上图相比,人和门处邮政趸船变为了人和码头。另有協康遂宁公司趸船下游不远处新增一码头符号,但未标注码头名称。
1946年《重庆市街道详图》中所绘渝中半岛(图片来源:《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一卷》)
自清末外国轮船公司进入川江以来,川江航运逐渐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民族航运公司和旧式木船船帮组织书写了一部坚韧不屈、实业救国的抗争史。直至抗战前夕,外轮相继退出川江,民生公司才基本统一川江。
现代川江、现代航运
民国时期,近代海关引入西方航道整治技术,川江航道的整治与管理逐渐走向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对川江航运事业非常重视,大力发展航运设施建设、制度建设、营运管理等相关航运事业,向着航运现代化大步迈进。现代测量、水文、地质等科学技术的引入,助力川江航道整治事业进入全新阶段。
1950年3月20日,设立重庆港务站。11月6日,改受长航局垂直领导,并受西南交通部、重庆市政府的领导。
1950年3月24日,政务院公布《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4月底,重庆成立搬运公司筹备处,7月成立码头装卸总站筹备处。1952年1月,原搬运公司筹备处撤销,成立重庆市运输公司及装卸总站,统一调整各码头业务。
1950年4月,长江区航务局内设航政处,下设船舶科,负责船舶检验工作,从此船舶检验机构建立。
1950年7月,重庆九龙坡码头改建完成,奠定了西南铁路材料运输的基础,成为重庆起重量最大的码头。
1951年5月,长航局和民生公司先后在米家碛和杨家街口码头配置可靠泊千吨级客货轮的铁质趸船,扩大万县港客货轮运输的通过能力,结束了乘船旅客用木划船接送的历史。
1952年6月1日,长航局重庆分局与人民轮船公司重庆分公司合并,成为长航局重庆分局,重庆港务站成为分局港务科。10月1日,改为长航局重庆港务局。
1952年10月,成立长航局卫生处。在沿线职工较集中的港口、工厂、机关、学校、航道段及宿舍区等处,建立门诊部、卫生所、保健站;在沿江各主要城市筹备建立职工医院。
1953年9月20日,新中国第一支专业的现代化航道整治施工队伍应时而生,一直持续到21世纪。
1953年9月22日,邮电部所属各江、海岸电台交由交通部统一管理,称为航务电台。10月8日,长航局接管镇江、南京、安庆、芜湖、汉口、九江、长沙、宜昌、重庆及万县等十座江岸电台。
1955年5月,交通部批准建设汉渝加线工程(航运调度专线),汉口至重庆全长1037千米。“一五”时期,初步解决了川江航道通信问题。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我国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背景下,川江航运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发展。后来受“大跃进”“十年动乱”等社会经济大形式影响,长江航运业发展也有所阻滞。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长江航运才迎来真正的春天。随着葛洲坝和三峡大坝的相继蓄水,川江航道发生根本性改变,长江航运迎来质的飞跃。
三峡工程、天险不再
2003年6月,三峡工程通航后, 重庆市新增航道51条,新增通航里程111.32公里,全市通航总里程达4222.33公里,改善航道里程共计541.3公里。川江航道正式迎来其航运史上的黄金时代,并跃身成为长江上最繁忙的水运线,进入国内发达的水运航线行列。三峡工程从根本上终结了“川江天险”的历史航运面貌。此后的重庆,通江达海,融入到长江经济带,对接“一带一路”国际大循环。
重庆朝天门影像图
重庆果园港影像图
参考文献:
1.罗霞《民国初期重庆航运业的发展及作用》2004年6月
2.张济容《近代川江航运与重庆城市发展》2004年6月
文稿:韩昭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