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科谈到在人类百万年的历史上，语言的产生要早于文字，而历史文献的出现则要更晚。除了可以从各种考古发现中去分析早期人类的迁徙、文明交流互动等相关信息外，还可以通过分析语言的传播与发展去获得多视角的信息。由于在古代，不同的语言属于特定的族群，故而对语言的分析是对族群历史分析的重要手段之一。

文明的传承需要借助于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字也是文明间交流、发展的纽带，世界早期文明的文字多为象形文字，像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随着文明的发展，象形文字开始转化为拼音文字。公元前14世纪左右，生活在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依据古老的楔形文字创造出了腓尼基字母。随着迦太基的扩张，腓尼基字母传入希腊，进而衍生出希腊、拉丁字母，随后由希腊向四周衍射，传播至中亚、东亚、印度等地，演化出现今我们仍可见到的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西里尔字母等拼音字母。希腊文明对于拼音字母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语言随人传播，文字随语言传播，人的迁徙也伴随着语言的迁徙。中亚河中地区在公元一世纪前后时期的历史问题，不仅涉及族群大迁徙，还涉及古代的语言、文字等学术上的难题。古印欧人最早征服了这里，中亚语言也源起于印欧语系。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给中亚及印度西北部带来了希腊文明的影响，中亚进入希腊化时期。在此一个多世纪之后，在印度，旃陀罗笈多建立起孔雀王朝，并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达到鼎盛，印度本土文化也在此期间吸收希腊文明，进而演化出自己独特的风格。阿育王崇仰佛教，不仅使印度本土的信仰开始多元化，也使崇尚思辨的希腊人开始学习东方哲学。而在中亚地区，各种文明交流融汇。在公元一世纪前后，来自大月氏的贵霜翕侯丘就却崛起，建立了贵霜帝国。贵霜帝国的历代君王开疆拓土，建立起一个横跨南亚和中亚的强大帝国，并广泛吸收、融合东西方文明，创造了贵霜文字、宗教、艺术以及货币。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关贵霜帝国的文献记载少之又少，贵霜成了一个谜一样的帝国。这个曾经称霸中亚、南亚的帝国，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历史学家始终没有给出完美的答案。王国维先生曾提出过“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之。”而贵霜王朝，却不像大多数历史中的王朝，没有给自己纪事的习惯，因而也没有多少文献传世。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只是其境内或周边各种历史遗迹和遗物上残存的铭文片段。关于贵霜王朝的历史以及贵霜王朝建立、灭亡前后的历史，也只是零星散见于东西方的文献中。因此，对于贵霜王朝语言文字的研究就成为解决贵霜帝国相关历史问题的钥匙。由此，出土的贵霜货币就成了至关重要的研究材料。

高山对于刘文科的讲述十分认可。从远古语言史看世界史的进度，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古代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从各地文字间的联系，我们可以窥见文字背后文明的交流。就像同属印欧语系下的北欧、印度、希腊等地区文明，它们各自流传的神话人物、历史事件都有着一定的共通性。对于古代印欧语系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知到古代文明之间并不是相互隔绝、割裂的，它们在互相之间是有着交流与融合的。

西南政法大学的曹秦、秦涛站在了历史爱好者的角度向大家分享了他们对于中国西域历史以及历史语言学的看法。曹秦提到了古代中国丝绸之路以及月氏，古代中国依靠着丝绸之路与西方世界进行着文化交流。西域古国大月氏和贵霜帝国一样，它们的建立者都是月氏人，而月氏人也是印欧人的分支之一，因此对古印欧语系比较语言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东西方文明交流历史。秦涛则阐述了他对于历史语言学的见地，行政地域的划分阻断不了语言的传播，语言总会在传播中留下很多的痕迹，因此对于民族语言的研究有助于对民族历史的研究。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徐进站在考古专业者的角度分享了他的见解，他认为应该加强考古学与其它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科研攻关，加强多学科、跨学科、多角度的深层次合作，从而更好地回答一些学术问题。比较语言学对于推动考古学的研究是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比如商博良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就为解读古埃及语言与文化奠定了关键的基础。

吐火罗语的起源、发展与演变是古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研究的重难点，由吐火罗语研究发展出的吐火罗人问题，引申出原始印欧人的起源、迁徙以及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等系列问题。这个课题从在最初的语言学研究发展成为一个解决欧亚早期历史、考古、民族、人种等系列问题的综合研究。在回答上述问题时，应该加强对考古材料的重视，特别是对解决吐火罗问题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新疆史前考古的发现应该更加深入、系统地进行研究，从而解决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