饰棺是古代贵族丧葬礼制的要求。《周礼·春官·丧祝》记载：“丧祝掌大丧勤防之事……饰棺，乃载，遂御。及葬，御柩，出宫乃代。及圹，说载，除饰”。棺饰是古人对棺椁进行装饰时所用的物品。对葬具进行装饰的做法可见于各个朝代，但在汉代之后饰棺方式基本定型，不再有大的变化。因此对棺饰及饰棺之仪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汉及汉之前的时期。总体而言，对棺椁的装饰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在葬具的表面直接进行彩绘、髹漆或雕刻；二是用织物覆盖或在葬具上悬挂装饰物。

（一）

实际上，对棺椁加以装饰的做法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诸如在仰韶文化墓葬中，对儿童葬具之用的陶瓮、陶盆等器物上绘制图案的行为就是饰棺的一种方式；在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寺遗址中发现了有麻编物覆盖在木棺上，这些麻编物被认为是棺帷的雏形。

姜寨聚落居住区北部瓮棺上的刻画符号

（来源：张幼萍：《神秘的凋谢：半坡文化未成年人墓葬观察》）

 

到了夏商时期，木制棺椁成为了葬具的主要形制，此时装饰棺椁的装饰品主要是芦席或者是彩绘幔帐，用法便是将其覆盖于棺椁之上，在殷墟的墓葬中常可见到白地黑线的彩绘或者是粗织物的残迹。同时，商代的棺椁上一般都会涂漆，墓坑中多残留有漆皮，如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木棺已朽，但可见红、黑相间的漆面。

 

（二）

进入两周以后，我国封建王朝的各项礼制开始逐渐完备和制度化，对棺椁进行装饰的行为和习俗开始见于各种古籍文献，《礼记》《仪礼》《周礼》中均有对两周时期饰棺行为的记载。总体来说，两周时期棺椁的装饰物已经拥有了一套固定的形制，其内容主要有褚、帷荒、墙柳、齐、池、贝、鱼等。其中，褚和柳是直接与棺木接触的装饰物：“褚”是直接覆盖于棺木之上的一种类似幄帐或屋形的织物，俗称棺衣；“柳”是罩在棺上的尖顶木质框架。其他的装饰物则是固定在柳这一木质框架上，与“柳”一起构成了效仿生人居住宫室的简易建筑。如帷荒缝合在“柳”上象征宫室帷幕，池挂于柳骨上象征宫室屋檐下的承霤，“齐”固定于荒顶上，象征华盖，“鱼”悬挂于池下，象征宫室建筑下防火辟水的鱼和水草饰件。

 

山西绛县横水镇 西周1号墓北面出土帷荒

（来源：山西绛县横水镇 西周墓发掘简报）

 

山西绛县横水镇西周墓中发现了迄今为止我国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帷荒实物，以凤鸟为主题内容，刺绣精美、颜色艳丽。

同时，在这一时期，对于适用于棺椁上的装饰物也出现了有针对性的、专门的制度规定。其中，尤以《礼记·丧大记》的记载最为详细具体，它对于周代的棺饰物品的种类和棺椁装饰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和记录：“饰棺，君龙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锦褚。加伪荒……大夫画帷。二池。不振容。画荒……士布帷布荒。一池……二披用纁。”从中不难看出周代对于饰棺之物的用法和用量有明确的标准，必须是士及士以上的人才有资格用装饰物来饰棺，平民百姓是不能对棺椁进行装饰的。士及士以上的人群，等级越高，饰棺所用装饰物便越多、越精美，体现了封建时期严格的等级制度。

 

（三）

入汉以后，由于墓葬形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竖穴木椁墓向横穴式墓转变，饰棺方式也进行了转变，人们不再像周代一样在棺身上附加墙柳、荒帷等棺饰，而是直接在棺柩上进行装饰加工，“朱棺”、“画棺”等饰棺方式开始屡见于考古实物和文献记载。

漆棺最早见于商代殷墟墓葬，在汉代又得到了发展。漆棺多见于楚地，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棺最为精美、典型。汉时的漆棺，在髹漆的同时，还会在木棺表面进行彩绘，湖南省博收藏的两件出自马王堆汉墓的彩绘漆棺便是在漆地上用彩色颜料绘出生动精美的神仙、瑞兽、怪兽等图案，组成一个个小情景，再由一个个小情景组成一幅展现仙境及仙界生活的大场景。

 

马王堆朱地彩绘漆棺（左）和黑地彩绘漆棺（右）

（来源：湖南省博物馆官网）

 

画像石棺是在石棺四周及顶盖上雕刻各种纹饰图案的石棺，多出土于崖墓、石室墓和砖室墓中。石棺画像是东汉时期西南地区盛行的一种饰棺方式，广泛分布于川渝两地。石棺上的图案内容可分为神仙仙境、升仙与墓主仙境生活、历史人物故事、生殖崇拜和驱鬼镇邪5个大类，体现了汉时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对升仙的渴望与追求。石棺上图案内容的位置分布也有一定的规律：棺盖及棺的前后端的图案内容一般来说相对比较固定，棺盖上一般都是柿蒂纹，棺的前后端则多见双阙、伏羲女娲、四神图像；棺的左右两侧图像内容就比较丰富了，多为组合图像表现某一场景，上述五个大类的图案内容均有可能出现在石棺左右两侧。

重庆地区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画像石棺，这些石棺集中分布于渝西地区，以璧山区出土数量最多。石棺上的内容基本以表现神灵与天界的题材为主，尤以神灵相关内容为核心地位，如西王母和伏羲女娲。另有少量历史人物故事及装饰性的图案等，基本不见生殖崇拜和驱鬼镇邪这两类图案。

江津白坪崖墓出土的画像石棺保存情况较好，棺身及棺盖均有雕刻图案。棺盖中心雕刻柿蒂纹，四周可见四条长条形装饰，组成画框，整体呈中心对称布局。

 

江津白坪崖墓1号墓石棺棺盖画像

（来源：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江津区文管所：《重庆江津白坪崖墓群2015年发掘简报》）

 

棺身四周均有画像。前端画像为子母双阙，左右对称分布；后端画像为凤鸟，呈曲颈单脚站立姿态。棺身左侧画像为车马出行图，由四个人物形象和一辆马车构成，其中马车上靠后的一人头戴进贤冠；棺身左侧画像应当是带有升仙意味的图案，左右两侧为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左二为单脚站立的凤鸟，剩下三个均为人物画像，左三和右二的人物形象分别向左右两侧站立躬身，中间一位人物形象则戴进贤冠，呈站立正视的姿态，由此推断中间这位人物画像应当与左侧画像中马车上戴进贤冠者为同一人，刻画的是本墓的墓主人形象。

 

江津白坪崖墓M1石棺画像拓片

（来源：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江津区文管所：《重庆江津白坪崖墓群2015年发掘简报》）

 

汉代重庆地区，除了画像石棺外，还流行着另一种独具特色的饰棺方式，即用铜打造成有特殊造型的铜片，并用泡钉将其固定于木棺上，这些特殊的铜片被称为铜棺饰。这些鎏金铜棺饰也是汉代随着墓葬形制的改变而产生的新型饰棺方式之一，它的出现也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铜棺饰是重庆较有特色的饰棺之物，几乎不见于重庆以外的地区，且在重庆境内只分布于渝东地区，大多集中分布于渝东峡江地区，尤以重庆云阳、巫山两县出土最为集中，奉节、丰都、万州及渝中也有零星出土。云阳县是铜棺饰的早期使用中心，也是素面铜棺饰的产生地，当地出土的铜棺饰均素面无纹，常以双头龙形铜棺饰和璧形铜棺饰组合的形式使用。巫山县是铜棺饰的晚期使用中心，出土的铜棺饰则多为表面有刻画图案的铜棺饰，图案内容丰富，时代也较晚，多集中于东汉中晚期。

 

 

巫山古城遗址出土柿蒂形铜棺饰

（来源：巫山网www.wushannews.com/html/2012-12/17/content_22601807.htm）

 

柿蒂形铜棺饰纹饰内容线图

 

（来源：巫山县文管所，中科院考古所三峡工作队：《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棺牌饰的发现与研究》）

这件柿蒂形的铜棺饰是目前重庆出土并公开发表资料的铜棺饰中体量较大、纹饰内容最丰富的一件铜棺饰。纹饰的主要内容有四灵、人物和神兽花卉等，四灵按照上朱雀、下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方位排列，中心处有高耸入云端的群山和天梯，玄武下方是墓主人，朱雀上方是西王母。完整、灵动地体现了墓主死后在四灵的指引下登天梯拜见西王母的升仙场景，充分反映了汉时人们的神仙观念及精神信仰。

饰棺作为我国古代丧葬制度的礼仪要求，其所用的棺饰上的各类图案，是古时人们精神信仰的真实体现，同时也寄托了人们对逝者的悼念和希望逝者死后能过上无忧无虑生活的祝福，以及逝者本人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和追求。跨越千年，为我们展现了古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他们所想象中的天界生活景象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趣。 

 

参考文献

1.乔卓俊：《两周时期中原地区的棺饰研究》，2009年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李梅田：《略谈巫山汉墓的鎏金棺饰—兼及汉代的饰棺之法》，《文物》2014年第9期

3.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第12期

4.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市江津区文物管理所：《重庆江津白坪崖墓群2015年发掘简报》，《文物》2020年第1期

5.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

6.吴梦玲：《重庆地区两汉时期的铜棺饰研究》，2020年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7.许卫红：《先秦时期葬具的装饰》，《文博》2005年第5期

文稿：吴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