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一位相熟的文物界老先生（应其要求，忽略姓名）发了张微信照片给我，照片里是一枚长宽不足两厘米的桥纽方印，印文做阳文小篆，看上去明显是四个字，右上方第一个字简单易读，是个“合”字，右下第二个字是两只手的模样，查阅《说文解字》：“廾（gong三声），竦（song三声）手也。……扬雄说，廾，从两手。”第三个与第四个字看起来非常熟悉，这不就是“四川”吗？于是乎，“合廾（拱）四川”四个印文就全部释读完毕。

这印咋这么眼熟呢？好像是我十多年前在忠县老鸹冲墓群发掘的一座竖穴土坑墓的随葬品，当时将墓葬时代定为战国晚期秦灭巴蜀之后到西汉早期。这个墓的随葬文物很少，仅一枚玉质冲牙和一枚铜璜形饰。此印出土地点、时代明确，印文清晰，治学严谨的老先生为何还特意来询问此印出处？难道这其中有什么蹊跷？正琢磨着忽而震惊了！不得了啊，貌似我当年错过了一项惊世大发现呀！

“四川”一词源于北宋“川峡四路”，

而“川峡四路”的“川”字并非一般所理解的河流。

 

唐太宗贞观元年 (公元627年)

废除了秦汉州郡制，

将益州（大致是今天的成都平原）

改为剑南道，

而将梁州（大致是今天的汉中盆地）

改为山南道。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 (公元735年)

又将剑南道分为“剑南西川节度”

和“剑南东川节度”，

自此“川”字开始在四川地区区划名称中出现。

 

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

灭掉后蜀政权后设置西川路，

很快全师雄、吕翰先后反叛，

蔓延大半个四川，

于是宋太宗开宝六年 (公元973)又分设峡西路，

缩小辖境以加强控制。

 

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 (公元981年)

又将西川路和峡西路合并为川峡路。

 

宋真宗咸平四年 (公元1001年)

将川峡路一分为四，

即益州路 (后改成都府路，治所成都府，

即今四川省成都市)，

梓州路 (后改潼川路，治所梓州，

即今四川省三台县)、

利州路 (治所利州，即今四川省广元市，

后迁至兴元府，即今陕西省汉中市)、

夔州路 (治所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

合称为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

 

在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的诏书中

正式使用了“四川” 一词，

这是目前见到的“四川”

作为行政区划略称的开始。

 

然而，按照这枚汉印印文的释读，“四川”一词的出现竟然提前了整整一千年！

如果对于未知的历史不报以敬畏之心，“勇敢”追逐脑洞大开的杜钢建教授和孙卫东教授等所谓“跨界砖家”的脚步，无视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存在，简单地把此英国（ENGLAND）说成彼英国（中国周代诸侯国），也不在乎现象之间的逻辑问题，根据一条由南向北的河把夏朝和埃及划等号的话，这枚印章必然是妥妥的重大惊世发现啊！四川历史将在老先生和我手中改写，从此走上人生巅峰，想想还有点小激呢……

我辈是讲究逻辑自冾的考古学研究者，自然不能信口开河，对于网络上和各色书籍中充斥着各种考古解读，也要慎重对待。用通俗的语言来讲，考古学就是寻找和发现各种古代文化遗存，如同夏洛克·福尔摩斯一般借助各种工具揭示古代遗存中潜藏的各种信息，分析和判断这些信息背后折射的人类活动行为；还如同赫尔克里·波洛运用逻辑推理能力将各种信息分析组合，构筑古代人类活动的各种可能性，排除其中不符合逻辑的错误推断，进而提出合理的观点，接受同行的争辩甚至批判，经得起考古新发现和新材料的验证，最终形成最为接近真实的结论。

回过头来看，这枚尘封已久的印章所在的墓葬时代没问题，文献记载也没问题。考古思维不能接受主观臆断，因此，我不得不承认超前千年的“四川”不符合逻辑，也就是说此前对印文释读是错误的。破解困惑，只能重新开始，从新的角度释读印文。

按照过去考古发现的经验，汉印基本上分为官印和私印两类，这个时期已经发现的官印中没有与此枚汉印类似的印文，而私印多数是“××之印”、“ ××印信”、“ ××”等几种类型，故而判断此枚汉印的引文应属于“ ××”此类。

老先生在翻阅了各种古文字资料后，重新释读为“弇眾”，弇（yan三声），有覆盖、深等意思，眾（zhong四声），有许多、许多人之意。这个印文意义难明，弇，在上古虽然有弇兹氏，但是在文献中没有见到弇姓，所以弇眾是否是人名还只能存疑。不过，从印文释读的角度来看，这个解释是最合理的。

一次“惊世大发现”就这样从我们手边溜走。不过，这正是考古学的本质——立足于现在已知的世界，回首寻找过去的奥秘，有大发现固然惊喜，却不能违背学者应有的谨慎求真学术态度，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也为历史负责。

 

文稿：方刚